编者按：现代文明是科学文明。我们知道，现代科学体系，是伴随现代人类文明一同诞生的。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德菲尔德的话来说，现代科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它的母体文明即基督教文明发出了这样一种要求，它要求其母体文明本身告别它固有的传统；而当它传入东方，则更是强迫东方文明放弃它固有的运行轨迹。可以说，科学的历史是现代人所必须了解的一种历史。基于此种考虑，本报特辟一角设立科学史专栏。本专栏将涉及科学史的一些焦点问题，同时也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图书资讯。欢迎学人踊跃赐稿。
在随后的一段时光里，我们将与读者一道拜访科学史上的某些著名人物（如伽利略、牛顿、帕拉塞尔苏斯、拉瓦锡等人），重审默顿论题、科学革命、李约瑟论题……，但在切入这些话题之先，我们先就科学史这门学科本身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将视线更多地投向乔治·萨顿（G．Sarton）与亚历山大·柯瓦雷（A．Koyre）这两位科学史家，是他们为科学史的建制化提供了它所需要的、最初的、完整的学术纲领。
早期的科学史研究大多从属于科学，其目标往往在于述说某一科学领域里的学术沿革，但自19世纪中期惠威尔撰写其著名的《归纳科学史》与《归纳科学的哲学》，科学史研究就开始获得了一种新的研究形式：综合科学史。区别于传统的沿革史，综合科学史所描述的是科学与人类理智的整体进步，它通过这种描述为科学事业在当时社会里全面实现建制化进行辩护。惠威尔所采用的推理模式是：科学在进步，而人文学术不存在进步，因此，社会进步是由科学进步导致的；因此，社会应大力发展科学事业。
科学史研究虽然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它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20世纪里发生的事情。科学史在西方国家实现建制化历程，以1913年萨顿创办Isis并提倡发展综合科学史作为其启动标志，以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科学史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作为其完成标志。
从青年时代起，萨顿就将促使科学史学科化引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萨顿认为科学史具有崇高的价值：“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
那么，什么是科学史？萨顿从其实证科学观出发给出了其著名的定义、定理与推论：“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这样的东西。定理：这些实证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具有积累性和进步性的活动。推论：科学史是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其它任何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萨顿构想了这样一种总体研究规划：以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来从总体上勾勒科学（即实证知识）之进步，并配之以人物传记研究以及其它类型（如运用计量方法）的科学史研究。将之付诸于自己的史学实践，他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梦想：将古往今来科学之进步历程汇聚于同一部巨著之中。为之，他开始撰写其《科学史导论》。
但是，萨顿的《科学史导论》注定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写作工作。当他进入中世纪科学史的研究，他便发现有关科学的文献按几何级数的形式多了起来，并意识到这项写作工程绝非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尽管如此，萨顿的不懈的努力和他英雄般的气质，感染了与他同辈的一些科学史家，并促使综合科学史成为当时科学史领域的主导研究形态。
而今我们重审萨顿的工作，需要看到的是：萨顿的综合，是要建构并发展综合科学史的基本纲领，以此促使科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撰写《科学史导论》，是想以科学知识史线索为主线来挂接其他类型的科学史研究，使之从整体上成为一种真正的文明史研究，实现人类知识的大综合，并以此表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统一理解。而且，这样一条在今人看来不那么合适的主线，在萨顿而言，不但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可行的选择。这样一种选择，正暗含着他那一代人对于科学及其历史的基本看法或信念，暗含着当时的社会公意。正因为此，科学史才得以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获得其生长所必须的社会－文化空间，才开始成为一独立的研究领域。
较之于萨顿，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纲领则以更富于魅力的方式，展现了科学的进步。像萨顿一样，柯瓦雷认为科学史要以揭示科学进步为主题，他以自己的方式认同了科学进步观──科学在进步而且这一进步将促进人类的进步；而且，他同样怀有综合的理念。但是，区别于萨顿，柯瓦雷厌恶一切形式的实证论，他所传承的是观念论的科学史研究传统。他相信：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级形式人类思想是统一的，而科学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世界观对近代以降的人类思想历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柯瓦雷以科学思想为科学史研究之本体，强调科学思想史的价值并将哲学史中概念分析的方法引入科学史研究，构建了其极富于魅力的科学思想史编史纲领：“科学思想史，就我的理解以及我据此努力实践的而言，旨要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为此，关键是要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
柯瓦雷还就科学思想史研究之问题域开列了一份清单，他将牛顿体系及其哲学引伸和解释、麦克斯韦综合的场论的历史、概率演算的历史和哲学基础、无穷概念和数学基础问题、近代科学的哲学根源这五大主题列于其上。在实践中，他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在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理学革命上，撰写了《伽利略研究》（1939）、《从封闭的世界到无限的宇宙》、《牛顿研究》等著作，从而沿着清晰的线索将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展现为科学思想的辉煌进步。
柯瓦雷纲领也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的研究纲领，只是它将这种综合约束在狭义科学思想史的范围之内。它将所要探讨的思想过于狭窄地理解为科学思想以及对科学思想的进步起到过促进作用的其它人类思想，至于其它因素，则一概不予考虑。因此，一旦它作为科学史研究主传统被确立下来，它就必然会否定或排斥其它一切不能纳入其中的科学史研究。事实上，在60－80年代，在正统科学思想史家与其它类型的科学史家之间，在默顿论题、科学革命、牛顿炼金术的性质、辉格史方法、科学史教学等问题上，曾爆发过一系列激烈的争论。简言之，随着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的崛起，萨顿的综合发生解体，科学史研究也由此步入一个在研究形态上急剧分化、以碎片史研究为主的发展时期。
就在职业化时期，在激烈的批评声中，科学社会史研究以及其它类型的非内史研究开始全面崛起。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西方社会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基础及后果表现出高度关注，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社会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也开始变得明朗、突出。默顿（K．R．Merton）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在此时得到广泛的解读。默顿并没有像萨顿、柯瓦雷那样为科学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份明确的、理论化了的纲领，但他的著作却为其后继者展示了导向和示范作用，为科学社会史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最起码的认知模板。
自60年代以来，科学史领域一直处于不断分化的局面之中：内在论与外在论之间的基本对峙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深深地渗透于科学史的各个不同的子研究领域中。作为对这种趋势的逆动，库恩（T．S．Kuhn）等人曾有意识地构建出多种科学发展模式，以统一地理解科学的历史。他们的工作虽然引起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一场联姻并导致科学史－科学哲学个案研究的发展，但科学史家终而因其有着明显的反历史倾向而对之加以拒斥。此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将外在论的观念推进到相对主义的极端，构建出科学社会史强纲领，试图通过彻底破坏关于科学知识的自主性概念，以求实现对科学知识的本性的统一理解。对此，大多数科学史家同样难以接纳。
80年代末以来，围绕科学史编史方法、科学史的价值、科学史家在理智上的独立性、新型综合科学史著作之编纂、科学史的未来、科学史之新的综合等主题，许多不同国家的科学史学者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概言之，现代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过程，是科学的作用日益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并从根本上改变整体文明面貌的过程，是科学和理性不断得到上扬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裂分的过程；因此，现代社会必须对于科学的性质及其历史作出深刻的理解与反思，并以此作为实施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之整合的理论基础。因此，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基本使命就在于：从历史文化角度对科学的性质、对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整体运作方式及过程，作出系统理解和全面反思，并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框架中重建人类科学活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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